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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古代史官看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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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6 16:45| 发布者: dahanmenhu| 查看: 1399| 评论: 0 |原作者: 刘 倩 吴久久

一、在我国史官如何行使权力进行舆论监督


晋灵公十四年,大臣赵盾屡谏不听,流亡他国。族弟赵穿将昏庸残暴的灵公弑杀于桃园。董狐在史籍上记载:赵盾弑其君并示于朝,盾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过贼,非子而非。赵盾默然。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书法不隐。后世将直笔记事者称为董狐笔。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专权,杀庄公后,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孟子滕文公下》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明史书对大臣的制约作用。而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引用董仲舒的话说,《春秋》还是贬天子的著作,史官对国君同样具有制约作用。

《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皇帝身边总有史官陪同左右,记言记事。皇帝一言一行都要被记录下来,这就迫使君王自律,慎重从事,尽量使自己的言行不受非议,形成楷模。所谓慎言行,昭法式。将君王言行记录下来,把君主处理的日常事务对今后具有成例性质的事例公开,以便下层官吏处理政务时效法,韩愈说史官所记为垂诸文而后世法。宋人欧阳修说伏以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功过善恶,与其百事之废置,可以垂训诫以示后者,皆得直书而不隐,故前世有国者,莫不以史职为重

《读书镜》载: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久之,内侍王继恩问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

史官一方面是历史的见证者,另一方面又是历史的记录者。他们的一字一句都成为后人借鉴评估的标准,君王的污点一经记录天下皆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有一言断天下人褒贬的权力,史官的直书笔录达到以史论名进而以史制君。

我国古代是礼治重于法治,以圣人言行来规范,将这种道德价值体系普遍灌输给人民,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监督力量来制约教化,作为人民群众中更为了解这些道德体系的知识分子,史官的职责,不仅在于记录事实,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价值体系的维护与延续,因此史官笔下的历史,已经具有某种批判意义。这种批判不是通过说教或评论来实现,而是自然融会到对事实本身的记录里去。以成文事实告诉人们孰是孰非,印证道德体系中的规范并加以解释,并用自己的话语权和职务,记录统治者的一言一行,一字一句都是后人借鉴评估的标准,使得君主大臣有所顾忌,秽行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史官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他们可以不顾身家性命,坚持直书笔录,宁为兰摧玉折,不畏萧敷艾荣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训诫,达到礼仪教化的目的另一方面又极其谨慎的运用自己的话语权,不待论断而叙事中即见其指,善恶自见微言大义以使乱臣贼子惧,遵从孔子的放言,慎言,无言,请注意这是古代言论自由的表现形式,放言要求批评政府,议论政事;慎言要求统治者出语谨慎,言论者的话语自由也应施之有度,无言是以沉默拒绝强制的评价体系,客观记事。不表态,不评论,言论自由以圣人语言表达出来,并非是法律明文规定,而是以一种道德标准成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史官普遍默认并遵守的意识形态,也是进行舆论监督的主要形式。

 

二、史官能够进行舆论监督的特权来源


中国的古代史官尤其在封建社会前期似乎有某种凌驾于当时政治之上的特点,只对事实负责,视域宽广,秉笔直书。进行舆论监督达到以史制君的目的,必须要求史官直书笔录,倘若史官动辄屈服于君主,文过饰非、粉饰太平,那么历史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就大打折扣,皇帝可以为所欲为而毫无顾忌。那么是何原因使得史官能够坚持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文化气度,以一种知识分子的整体来对抗专制集权,而并非完全归结于个人的人格品质呢?

梁启超认为中国史官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国家法律尊重史官独立或社会意识维护史官尊严。

范文澜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实质是史官文化。它滥觞于三代,规模于东周,最后备极于两汉,史官之所以没有屈服于君主话语权之下,作为独立的意识形态来说在秦汉乃至以前已基本定型。

 

(一)从史官起源看,史官舆论监督特权的由来

史官在先秦官僚体系钟享有特殊的权利,古代的史官制度也是对皇权的一种制约力量,中国史官起源于巫师:(1)自从国家产生后,一部分取得了氏族贵族资格的巫(进入政治权利机构成为为官方服务的官巫),参与朝政,巫史不分,都是代表鬼神在人间的发言人,起着沟通人世与上天的作用,用占卜记录封词并验证的方式指导人们生产生活。统治者也不过是能够直接与上帝进行沟通的巫的领袖,因而巫是早期人类社会中地位极高的,因为他们通晓文字,文字在蒙昧阶段被看作是与上帝鬼神沟通的符号: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天文训》),中国人认为文字可通天人,巫师既要占卜甲骨卜辞,又要负责记录卜辞并将它保存下来(存档),后者即是史官的职能,因此作为史官,在他刚出现的时候,巫史合一,具有可以与上天沟通的能力,因而被赋予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


从周朝开始,史官职能与巫师相剥离。从辅佑王到沟通天人,到掌礼乐助王之教化成为中国古文明最重要的礼官。《国语楚语下》中观射夫答楚昭王提说:“……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存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浸渎,是谓绝天地通。

观射夫认为民神杂糅家为巫史,到颛顼时,南正重司天以掌神事,火正黎司地以掌民事……绝天地通,断绝民与天神相同的道路,巫史开始分化:巫专注鬼神卜祝,而史则更注重于人事,记载人们日常重要的社会活动,并根据礼义违合作为判断人们行为对错的标准。

从原始宗教信仰来看,殷商时期的信仰有着至高权威,有支配自然的力量,是殷商的祖先。只要他们顺从先生就可以得到保护,有着降福祸于人间的权利,可以通过占卜直接与人间的领袖殷王进行沟通。而灾周文化中最高的主宰,有时也称上帝,但更多的场合是天,他并非某一宗族的祖先神,而是超越所有宗族的无上权威。他并非像商朝直接通过占卜与人沟通,而是高高在上,监察下方,授天命给人间合适的统治者,而天命授受就取决于统治者的德行,上天已不再是具体事件的询问者,而是被抽象为道德公正的化身,用天命来约束统治者,顺天而行就是用一定的道德规范来约束统治者的行为,记录历史的过程中,关于人和人际关系的准则就变得重要了,史官整理记录并用史实印证符合天命的道德准则。在周朝,判断统治者符合天命的标准是礼法,运用礼仪法律规范社会故称为尊礼文化尊礼文化并重用掌礼之人,史官在世人眼中,由夏商时期巫史合一的原始宗教膜拜,到规范礼仪,已言论制君的信服,并作为解释道德,启迪蒙昧,上约天子,下教万民的传道授业之士。周朝对于史官的职能界定,成为几千年来,维持史官的意识形态。

 

(二)从传统帝王伦理观点来看:

 

与史官起源同出一源,在帝王伦理观念中,天子作为上天在人间的代表,一言一行必须符合上天的规范准则,即所谓人主当以德配天,史官的文字记录具有通神的能力,自然成为向上天禀告天子言行的方式,从而某种程度上以天的名义对统治者实施监督和制约。

 

(三)中国官僚体系中,官僚体系对皇权体系也有一定的制约,史官只是作为其中的一种官僚通过制度化权力设置制约王权:(1)各级官吏都有上谏之权,从中央官僚到乡官、三老、亭吏,秦汉宫廷各种大夫,都掌议论之权;武帝太初年间设谏议大夫,专掌谏议;御史官始创战国,最初是记事之职,秦后有纠察之责。(2)官僚行政中枢对皇权的约束:武帝发诏封陈汤独丞相匡衡排而不予(《汉书匡衡传》),丞相王嘉屡次封驳诏书。《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御史大夫有两丞,一曰中丞,载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御史两丞有掌管图书并举劾按章之责,不仅以史制君,并直接用言论制约君主。东汉行政中枢移至尚书台,尚书台也屡次封驳诏书。(3)特定条件下,废昏正明,扶乱匡正。

官僚制度中,舆论监督为普遍,并非史官独而有之,因此受到较为普遍的保护。

 

(四)传统政治思想对君制约,使得史官行使舆论监督时本身有一定舆论保障

 

1)传统思想中有公天下的思想: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慎子威德》: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天子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天子也。

 

2)强调君王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度,不可超越一定的行为规范

《商君书君臣》:古曰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辩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

《管子明法》:明主者,有法度之制

 

3)君臣共治,反对独裁的思想

    西周春秋时期法规中有君主危害社稷之罪,如侮天,辱社稷,不道于民,不礼于丞,以宠乱治,淫佚,虐等。强调

 

4)臣对君主的辅贰制

   “有君而为之贰善之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策之。《左传》在传统思想中,臣子必须不顾身家性命力劝君主使之所为符合天命,此为士大夫为国为君之本,使得史官书写历史时有清晰的历史观、价值观:不媚俗,不谗主,是非功过,有道而为。


(五)史官的相对独立性

 

史官作为一种执掌特殊事务的职官,所需知识背景较为复杂,故其职自先秦有世袭迹象,秦汉太史也有世袭特征。如司马迁追述其祖时说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法民。(《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种世袭使得史官具有某种家族式的继承,在遇到强大的外力干涉时也可能产生较强的韧性。


(六)维系史官的意识形态源于三代成于东周,先秦列国皆有史官,但各诸侯国的史官由周王室派出,身份上直接从属中央王室,不臣属于诸侯,各以其地发生的事变呈报中央,并亦分别报之各地史官,谓之赴告。也就是说在诸侯国内历史记录独立于行政,史官向中央负责。史官记录的独立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诸侯王权力对历史真实性的干涉。


(七)古代不成文的史官保护机制

对于史官的保护,虽然我国历史上并没有成文法律,但却以不成文的道德或是规矩约束君主。如:史官是不可以杀的,让君主、臣子警戒,自己的污点被历史记载,也不可以杀史官,否则就是逆天不道之举;天子不观起居注。起居注是记载帝王言行的档册.凡皇帝每日各项政事活动,均有日讲起居注官将其言行按规定体例记录下来,按年月日顺序装订成册。唐太宗尝欲观起居注,朱子奢曰:恐后世开史官之祸。史官畏死,悠悠千载,尚有闻乎?后至文宗亦重其事,文帝与宰相议事,见郑朗执笔记下,谓曰:向所论事,亦记之乎?朕将观之。朗引朱子奢事对曰:史不隐善恶,人主或饰非过失,见之则史官难以自免,亦不敢直笔,昔楮遂良亦称史记天子言动,虽非法必书,庶几自伤也

当然,这些制度使得史官形式舆论监督的职权可以持之有度,服从事实,但随着专制集权的加强必然使其遭受破坏。

 

三、史官舆论监督力量的瓦解


(一)中央集权的加强

在皇权-官僚制的政治构建中,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不仅控制最高决策权,而且掌握官僚体系中权势、身份、利益的分配,而官僚制度对皇权的约束却相当有限,而且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不断削弱,双方制衡关系被打破。率土之槟,莫非王臣,史官亦莫能外。做为非人格化的官僚体系中的一部分,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监控,甚至在职务的行使上受其支配。君王有了功绩当然要大书特书,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刘知几《史通》),但史官作为个人而言是人格化的,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君主要文过饰非,史官要君举必书,在强大的政治权力下,史官能否秉笔直书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个人的品质了。

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尚未成熟以前,君主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要受整个贵族集团的制约,在这种背景下,史官不仅有较高的地位,而且能有直书其事的权力。但当专制集权加强,君主一人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时,史官以史制君、监督君王的使命与受制于君王的权力形成了强烈的失衡。自称我长,掩恶扬善的行政权力和直书其事,不掩其瑕的监督的对撞,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硬过笔杆子。

贞观十四年,太宗向房玄龄屡次索看《高祖、太宗实录》,房玄龄等人不得以呈上。当太宗看到玄武门之变的记载语多微词,便向房玄龄说昔周公诸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亦同此类,盖所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直笔,宜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起居注和实录,历代君主皆不能看,暴力如杨广也未曾有过更改历史的想法。玄武门之变,一场原本是兄弟争夺皇位的宫廷阴谋,因李世民本人的干预使得其杀太子(合法继承人)演变为周公诛管蔡(阴谋篡位者)类的论据,论证其继位的当然正统性。

唐太宗破坏了官修制度中的史官保护制度《新唐书》《旧唐书》等史官编撰的正史则是由追求实证偏向钦定历史的方向发展,房玄龄等人不得以曲隐。自唐开始,历代正史均属官修,个人修史原则上不允许,成为稗史,不被保护,而记录正史的史官因李世民打破君主不能看自己实录的传统,从此史官必须要根据君主的意愿进行删减篡改,屈服于君主的话语权之下。

唐太宗破坏史官保护制度,看似偶然,实为历史的必然。当中央集权,行政权力高于一切,必然破坏舆论监督。史官缺乏制度上强有力的保护,而君王的权力没有有效的制度限制,史官的直笔就完全被动,能否直书的关键就取决于君王个人的品质了。当君主贤明,史官正直,历史或许还有一定的真实性;而遭遇到相反的情况,要么史官屈服于君主政治权力作后盾的话语权,要么史官不得不以鲜血捍卫坚持直笔,而成为强权的牺牲品。

 

(二)维系史官直笔的社会意识形态瓦解

1. 史官地位下落,由巫史不分沟通天人代天子以监察诸侯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不再是授之天命,监察人间君主行为是否符合礼义道德,而仅仅是作为记录整理的文官的一种。

2. 行政权力的软性暴力,历史教化作用的废止;八股取士从思想上阉割知识分子,就在于它限定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学子考试不需要提出己见,而是代圣人立言,把四书五经合理代入自己的文章就能得到统治阶层的认可。这使得知识分子自愿放弃思考和吸纳其他知识的机会,以功利性的隐性暴力诱惑隔离知识分子,不需要查看历史,历史的教化作用因而大大废止。史官运用历史这个超级能指,以历史的名义进行舆论监督具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威力,因历史本身教化作用的废止而毁于一旦。

3. 行政的愚民政策:焚书坑儒,文字狱,明朝限制邸报传抄活动,拒绝行政消息的透露(若近侍官员泄露机密、重大人事者,斩;掌事杖一百,罢职不叙。),都已经极大的限制了传播途径和传播内容。清初庄氏史案,庄廷龙编撰《明史略》,因朱国桢原稿在明后颇多犯忌之处,满清王朝严加惩处,作序、校阅、资助、刻印、买卖、收藏、阅读此书者一并处死,祸及700户。统治者利用行政权力不仅使历史教化作用废止,更直接摧毁传播途径,限制传播内容,扼杀传播者和受众。难怪刘知几感叹世俗之所隘,实录之难遇古之书事也,令乱臣贼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古来惟闻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史官曲笔,也是舆论监督无法制约专制暴力,更无法对抗专制暴力,不得以而为之。

4. 史官修史原则的自身矛盾性: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孟学说得到推崇,孔子修《春秋》达到乱臣贼子惧的礼义教化,但也提出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道德标准,从而使得史官秉笔直书的职业道德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的挑战,在道德上史官被否定了,秉笔直书也不得不为社会普遍的道德观服务。屈服于君主的行政权力和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下,不能够独立客观地进行舆论监督。东汉王充认为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指《史记》)流于后世。《史记》如实记录西汉王朝和汉武帝的历史,被作为谤书,连著书的太史令都要杀,秉笔直书之艰难可见一斑。

史官制度之所以瓦解,史官后期的舆论监督之所以趋近于无,是因为受上层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的制约,不具有整体意义上独立人格,完全依附于行政权力,而存在,或为为其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工具,屈服于君主意志和固有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下,直笔”“客观只作为史官的一种理想,在现实中重重压力,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现。

在没有社会制度保护的社会形式下,仅靠社会道德观念来维持易流于形式而无法操作,当行政动用权力否认这种道德观念和历史教育的意义及权威性,史官赖以存在的根基就已经崩溃,不可能达到以史制君用来舆论监督的目的,应该看出,由道德上的默认是不够的,必须用制度制约权力,才能保证史官们独立话语权,进行舆论监督。

 

四、新闻记者与史官在履行义务和职业道德上的共通性


中国近代报业兴起之时,蔡元培在为徐宝璜《新闻学》所作序言中说:余惟新闻记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尤今之新闻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不修《春秋》录各国报告,非犹今新闻中有专电通讯若译件乎?由是观之,虽谓新闻之内容,无异于史可也。蔡元培认为记者和史家职责可以等量齐观着重是从业务上进行分析的,意在突出新闻学作为一种专门学问之必要,但承认道德人格和精神品质上,史官与记者则是完全一致的。

梁启超最早倡导史家办报,1901年主编《清议报》,提出从事报馆事业者亦益复奋勉刻励,日求进步,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精神何?鉴以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故史家必有主观客观二界,作报者亦然。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国外国所发生之现象,报之客观也;比近事,察万象,而思所以抽绎之,发明之,以利国民,报之主观也,有客观而无主观,不可谓之报……而要以向导国民为目的者,则在史家谓之良吏,在报界谓之良报。

梁启超认为,史家精神所要求记者的不仅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客观叙述,而切需抽绎发明事实中所蕴涵的意义指导国民。

    章太炎《新纪元报发刊词》中说:日报之录,近承乎邸抄,远乃与史官编年系日者等”“今史官既废不行,代有日报。记者需国政而为史官所取材就应做到事不可诬,论不可宕,近妇言者不可听,长乱略者不可从,毋以法理虚言而蔽事实,毋以众情涌动而失鉴哉。忠于事实,议论公正,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主张。

近代报业先驱多认为记者身负史官之责:惟史官多记载皇帝之起居,新闻记者多记叙民众生活……应有不畏强权,杀身成仁之意识。要求记者具有史官之与史官之;才华固然是个人修为问题,但品德仅仅要求记者应该像史官一样,具有杀身成仁的意识,坚持直书笔录,但忽略了即使是我国史官因为没有制度的保护,史德已成为一种理想而无法实施;而我国目前的舆论环境正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的地位。

 

五、从史官以史制君看出对我国当前舆论监督的借鉴意义


1. 史官的地位是对于其行使舆论监督的保证:史官作为秉承天命的记录君王历史的官员,本身又是道德形象的代言,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并且在记录历史形成舆论监督时,职业本身给受众带来的教化力量和受众对史官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整体的崇敬和信服,使得史官在记录历史时有基于受众信任而形成的压力,他们尽可能的秉笔直书,较为真实的历史被受众阅读后又产生崇敬,这种良性循环产生的信任力量继续制约着史官兢兢业业不敢妄言,反观我国现在的舆论监督,之所以记者所言受众不会完全相信,因而不会形成较为普遍的公众舆论进行舆论监督,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记者本身的地位,因为没有足够权利保障来实行监督国家机器和公务人员的义务,因而只能去关注猎奇一些市井俗事,假新闻铺天盖地,这一后果使得受众对媒体进行舆论监督失去信心,更加造成记者与受众的脱离,本身就没有史官因为历史渊源的地位,又没有遵守职业操守使得受众失望,因而进行舆论监督就更困难了

2. 从史官制度的必然瓦解可以看出,由道德和民众信仰来维系舆论监督,当君王动用手中权利,硬性暴力摧毁话语权,软性暴力废止史官作为的意义,阻碍民众受知权,史官进行舆论监督是一指空文,史官舆论监督的瓦解归根结底是君王的行政权高于一切权利,即使在那样的环境下运用成文法律保护,也会因为行政权高于一切而无法保护史官。

因此进行权利的制衡,多种权利交相制约才是维护舆论监督的关键,其中包括,一:舆论监督是三权之中起平衡作用的一种权力,司法,行政,立法内部之间相互制约必须要借助于舆论监督,才能防止任何一种权利滥权;另外舆论监督又是独立于三权之外的权力,也就是防止三权相互勾结形成滥权.

在对政府权力行使的监督上,传统方式是权力对权力的监督。这种监督权力的内在要求是:内部监督机制的各方面按照法律规定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官,之所以能够更广泛地运用舆论监督,也是因为他们本身代表周天子,是礼仪规范的代言,具有检察诸侯各国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本身是诸侯国国间相互制约,以及于名义上的统治者之东周王室达成的某种妥协。因而史官作为天命的代表,是统治者之间相互制约中起到平衡的力量,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当当这种制约不存在,没有统治者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妥协,而只有行政上的最高领导,史官便不具有舆论监督的权力或者权力不被保护,因而只能屈从于行政权(君主意志)之下。

权力对权力的监督同三权分立的制衡体制一样,这种方式也基于一种理想化的假设,但在实践中却存在这样的可能倘若内部舆论机制的各方面没按照法律规定互相监督,互相制约,而是某些部门或官员达成一种妥协,来掩盖各自的权利滥用行为,或达成一种合作来获得更大的权益。以权力制约权力不能绝对保证一些政府机构或官员放弃法定的相互监督责任而进行不法合作,此时,就需要代表民间和公众利益的媒介舆论作为补充,成为与官方权力想抗衡的公众力量。

作为舆论监督若想维持下去,就必须使得自己成为权利制衡中各种权利制约其他工具必须借助的工具同时又必须能够具有独立性,防止过于倚赖某种权利而与受众群体脱离,因为被监督权利之间的勾结造成舆论监督的孤立,因而作为能够对抗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利之间的第四种权利,就必须代表公众舆论。必须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


3. 在封建社会,史官道德意义上的维持是因为史官具有代天子以查诸侯,或者道德力量的化身,而在当今社会,记者并非是一种道德标准,所记录下来的也并非是一种准则而对受众进行教化,因而必须需要法律制度的保护。法律制度作为一种普遍的准则能够使得记者在进行工作时,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足够的权利,需要具体法则的细画,但同时若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认同使得其进行舆论监督时有足够的权利保障就必须通过宪政规定使得记者受到宪政的直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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