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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舆论战 —— 浅析太平天国时期的四篇檄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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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11 09:45| 发布者: dahanmenhu| 查看: 1569| 评论: 0 |原作者: 李丹

       1851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 对清王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这次革命运动历时十四年之久,波及全国十八个省份,给清朝政府以沉重的打击。这场农民运动从西方引进了一个“上帝”,颁布了体现系统平均主义理论的《天朝田亩制度》,也出现了与农民思想格格不入的《资政新篇》。 

       在太平天国革命前期,为了吸收更多的群众力量,太平军领袖曾先后发表了三篇檄文来进行思想宣传,即《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同时,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清廷势力为消除太平军的影响,也发表了《讨粤匪檄》。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也进行了一场舆论战。

一、太平军的三篇檄文

        1852年太平军在永安封王后,出广西入湖南, 攻占道州后,曾在道州休整两个月,在此期间,以东 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布了《奉天讨胡檄 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和《救一切天生 天养中国人民谕》三篇檄文。

        《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以民族有别为主导思 想,在论述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与满族在文化、 思想、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区别的同时,历述满族政权清王朝的罪恶,揭露了满洲贵族奴役人民的罪 行,称其下令剃发、易服、易俗,“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强调指出满族“羯狗”灭亡中国的“险恶用心”;揭露了满清王朝的腐朽:“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官以贿得,刑 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对待这个黑暗腐朽 的王朝,就一定要推翻它,号召人民向民族英雄学习,以“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表明了“扫除妖孽,廓清中夏”的决心,动员广大人民起来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

        《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主要阐述了尊崇“皇上帝”,禁拜邪神的思想。它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一个全新的神“皇上帝”,并把这个神描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通过这个中国化的上 帝来动员人民群众。同时也呼吁“名儒学士”、“英雄豪杰”,“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整篇檄文以痛恨的口吻,历数了中国人民的麻木和 敌友不分,不辨真伪,呼唤人民早日觉醒,文中反复 强调只有“拜真神,丢邪神,复人类,脱妖类”,才能 “常生有路,得享天福”。

      《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较多地宣传信 仰上帝、基督,反对传统迷信等拜上帝教教义。檄 文对满清政府的黑暗统治进行了控诉,指出清朝封 建统治者是“人民仇敌”。此篇檄文与前两篇檄文相比,语言更为通俗易懂。檄文利用人民希望长生、希望死后得到安乐的思想,将“皇上帝”的世界描绘得绚丽多彩,而将满清政府的统治说成是“十八重地狱”。这对于读书不多,识字不多且封建性较强的广大劳动人民可以说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三篇檄文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都是通过介绍“皇上帝”的伟大、天国的荣耀、人间政权的黑暗腐朽来号召大多数劳动人民及“谅多明识大义之人”,以壮大太平军的力量和达到推翻清王朝的目的。檄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浅显易被广大人民接受的道理来叙述,有利于发动、组织下层群众。三篇檄文正式把“诛妖”赋予明确的政治含义(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即“满妖”),随着太平天国革命日益走向高涨,“诛妖”的内容也日益扩大,凡在政治上反对太平天国维护清王朝者,或在宗教信仰中,敬拜阎罗妖或其它邪神者,则均为“妖”,都在打击消灭之列。在“奉天诛妖”的旗帜下,太平天国把斗争矛头指向以咸丰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诛杀各级官吏,消灭各类反动军队,摧毁各级封建机构,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革命风暴。

二、曾国藩的《讨粤匪檄》 
     
      这篇檄文是曾国藩在1854年正月奉旨征讨太平军时所作。檄文主要针对太平军所提出的“皇上帝”进行声讨,号召忠于封建礼教的所谓“抱道君子”或者募勇助战,或者入幕理事,或者捐资助饷,追随其后,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在檄文中,曾国藩揭示了出师讨贼的原因:

      理由一,在檄文中,曾国藩诬蔑太平军的所作所为是“抢掠”:“船只不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由于太平军此时只是在南方部分省活动,因此他们的主张及实行的政策,对于其他省份的广大群众而言是陌生的。曾国藩的论述无疑加深了广大群众的恐惧心理,从而对太平军避而远之,起到了孤立太平军的作用。

      理由二,檄文抓住“田则天王之田”一说,利用 私有观念煽动群众,指出自己出师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中农以上中小土地私有者的利益。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是没收地主土地,平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但在理论上却是“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打击面,打击了自耕农以上的各个阶级和阶层。

       理由三,檄文最狡猾之处是利用了中国人对儒家传统思想的信奉,对太平军所信奉的“皇上帝”进行批判。檄文指出,太平军崇洋教、弃孔经,称天为父,一切男女皆兄弟,这是严重违背人伦教化的。由于这些君臣、父子等封建伦理观念在中国已存在了数千年,儒家思想对中国民众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人们在心理上早已对它深信不疑。而太平天 国却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对于思想保守的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而言,确实是难以接受的。曾国藩正是抓住这个特点,极力争取当时的知识分子,吸引他们同自己一起维护孔教的地位。他指责太平天国反对孔孟,而自己则以卫道者的面孔出现,便很容易得到大部分中国民众的好感。这一点也最有利于号召全国士绅阶级及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中国 民众起来作战。

       理由四,檄文指出,太平军到处破坏神像、毁庙宇,不但使“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而且对于 “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也不放过。这不但遭到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对,就连一般人民群众也想不通。曾国藩利用这一点,大肆煽惑,力图引起大多数人对太平天国的不满。

       曾国藩对太平天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在《讨粤匪檄》中,他丝毫不提保卫清王朝的统治,不提保卫百姓所反感的“满清政权”利益,而是立论于维护孔孟、礼教、田产、神灵等,这就使曾国藩容易争取中国民众中的大多数,从而达到孤立太平军、瓦解太平军的目的。

三、从檄文中得到的启示 

       四篇檄文都是在太平军胜利发展时期发表的,通过正反双方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双方在进行 宣传、鼓动的时候,都紧紧抓住了一条关键的东西,那就是思想信仰的作用。
      
      在太平军的三篇檄文中,充分利用洪秀全创造 的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皇上帝”来进行游说。这个“皇上帝”是被创造的,因为他已远不是基督教中的那个耶酥基督,而是洪秀全根据中国国情创造出来的。“洪秀全对那种种强调谦怯 自卑,逆来顺受、 甘于屈辱、安于命运,所谓打你左脸再把右脸送上去之类的《圣经》教导舍弃不要,明白指出,‘ 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

       洪秀全为了打消人们对来自西方的“上帝”的疑虑,反复引用中国古代的典籍证明,基督教所信 的上帝,就是中国古人所拜的上帝。他说,“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农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也”,在秦始皇以后,派人入海求神仙,“遂开神仙怪事之历阶”。 “盖拜皇上帝这条道路,当初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近一二千年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

       因此洪秀全所宣传的“上帝”,可以说是西方基督教的“神”同中国的“上帝”、“天”的混合体,这使人们接受起来并不感到困难,再加上“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拜上帝者“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今世平安,升天永福”之类的诱惑,更增加了它的吸引力。以杨秀清、萧朝贵名义发表的这三篇檄文基本上继续宣传这个“皇上帝”以及信奉他的种种好处,以达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目的。

     在宣扬这个“皇上帝”的同时, 太平军积极揭露满清王朝的腐朽落后,号召人们起来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这个浅显的道理对于走投无路的百姓而言是不需费神理解的,更何况反抗的对象是“蛇魔阎罗妖”。自华夏民族形成以来,“华夷之辨”就已深深扎根于汉民族民众心中,“夷夏大防”思想严重控制着人们的心理。太平军将士们抓住人们的这种心理,将满清统治者斥为“异族”,很容易就引起了人们的民族情绪,能够同仇敌忾地对付满清统治者。

      由于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会之初,宣传“皇上帝”是全世界所有人类的“天父”,是独一真神,要人们只拜上帝,不拜鬼神,包含了“一神论”的天命观。其中一个被抛弃的偶像就是孔子牌位。可以说,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中的反孔问题是较激烈的,这说明地主与农民极其紧张的阶级大搏斗,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即是上帝与孔丘、革命观与传统文化的尖锐对立和势不两立。太平天国明令禁止收藏买卖释道儒三家经籍,明文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否则问罪也。”太平军将士们“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而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

        而对于其它偶像更是毫不留情,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观,“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孔丘) 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贼见庙宇即烧,神像即毁,其毁神像者亦欲以威劫人也。”“乡愚亦不知,以为神且砍头折足,何况于人? 神且不敢为祸,人何敢违?其烧庙宇者,一则以威劫众,以火惊人;一则防乡民团练以庙宇为公所,及官兵设伏于其中也。

       这种崭新的宗教形式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的确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统一的分配制度,解决了人们的衣食住行问题,解决了人们的生存问题,这对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而言,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个观念、情绪和仪式齐全的宗教适应了那 些在死亡线上挣扎、渴望得到某种解脱和安慰的破产农民的要求,成为太平军的思想信仰。也正是这种宗教信仰使广大的太平军战士团结一致,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不可阻挡。团结一致的精神使太平军所向披靡,而新的宗教形式也颇得人心,连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至,“争迎之,官军至皆罢 市”,“乡民处处助贼打仗”。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很快就席卷了南方省市,并于1853年3月奠都南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

        然而,拜上帝会这种思想信仰也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中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一点。在曾国藩《讨粤匪檄》中充分抓住中国人民对传统儒家思想的信仰,来驳斥太平天国运动的不合理性。

       儒家思想自汉武帝以来,便在统治阶级中确立了独尊的地位。几千年来,它始终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工具,是统治阶级信奉的法宝,是普通知识分子一步登天的重要途径。所谓“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所谓“仁义礼智信”等等,经过无数次的重复之后,就成了人们的第二天性,以为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东西,也正是这种东西在维持着社会秩序。

       太平天国一开始就把这种传统的东西加以全面否定,固然表现了农民阶级对封建统治的深仇大恨,然而思想文化领域并不是真空,当这阵疾风暴雨般的高潮过去之后,以什么思想来取代孔孟之道来维持人们的信仰?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民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它几乎解决了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问题,它不但是光宗耀祖的途径,而且已经成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会赖以正常运行的重要工具。拜上帝会的道理又太简单、太肤浅,不能取代这种思想文化来说明一切,解释一切。而且“上帝”是洋人的东西,当中国民众在经历了西方列强的入侵后,于“洋”东西基本上是采取排斥态度的,这个洋“上帝”虽然能够满足人们一时的需要,能够唤起人们的反抗意识,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大多数中国人还是宁信孔孟不信“上帝”的。加上太平军对一切传统文化的否定、破坏,对图书文物所采取的粗暴做法,引起了当时士人的极大反感,被斥为“较秦火尤甚”,从而不但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平凡百姓而言,也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曾国藩正是利用人民的这种对传统文化的依 赖性,在《讨粤匪檄》中反复强调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 之所痛哭于九原”,借以拉拢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 群众。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基础作为依靠,也就提不出新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来代替封建主义,以孔孟为集中代表的传统封建思想就没有、也不可能被真正地打倒或清除。它们又以各种形式在太平天国意识形态内渗透、保留和表现出来。太平天国一方面焚毁儒家经典,打破旧的秩序,一方面却又急急忙忙地在太平天国内部建立起承袭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反映了农民阶级的思想狭隘性。农民既不可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也不可能创造出能彻底挣脱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被创造出的“皇上帝”和拜上帝会也只能昙花一现,作为一种宗教,它所宣传的观念、道理,所进行的思想教育、纪律规定,在根本上都不是对客观事物和世界的科学解释,因此,它也不可能使人真正完全地长久地信服。尤其当“天京变乱”后,作为天父代言人的杨秀清被杀,忠诚的信仰就逐渐就变成怀疑或欺骗,狂热的情感变为“人心冷淡”,以宗教意识为动力和主干的农民革命思想没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而洪秀全又不是从根本上找出问题所在以解决它,而是愈来愈迷信他那一套非科学的宗教信仰和道德礼教,甚至在改国名、朝名、玉玺名上作文章,“凡出示以及印内,俱要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安入,不遵者五马分尸。军称天军,民称天民,国称天国,营称天营,兵称御林兵”,这显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也正是这种顽固坚持的态度,使洪秀全失去了重整旗鼓的大好机会,终于导致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最终失败。
      
四、小结

       洪秀全依靠借来的西方上帝发动、组织起下层 群众,这种“崭新”的仪式戒律对于太平天国力量的 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也表现了农民阶级在 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地主阶级进行空前的思 想反抗和暴力冲击。但宗教毕竟是宗教,它所反映 的道理、观念不符合现实生活的要求,也缺乏近代 资产阶级基于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 所产生的民主主义等重要内容,因此,这种所谓“崭 新”的宗教信仰不可能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也不 可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

                                                                                                                                                                                                                      (本文作者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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